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谈话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

在这次会见和谈话中，毛泽东推荐给刘少奇几本书。

对此，后来刘少奇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其子女有一些回忆。如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在《卫士长的回忆》中说：“大概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主席把他送出来，在门口跟他握手，说‘你要好好学习’。回来后他告诉秘书给他找三本书，一本是黑格尔写的，一本是费尔巴哈写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当时主席还让少奇同志‘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来以后，我看他面容很高兴。”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一书中说：“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而是建议我父亲读几本书，他还特别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两本书。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又据刘少奇机要秘书刘振德回忆：“事后从王光美处获知‘毛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但‘有三本还没找到’，我接过来（书单）一看，一本叫《机械唯物主义》，作者是海格尔（法）；一本叫《机械人》，作者是狄德罗（法）；另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我先在少奇同志的书房里找，但一本也没找到。我又到了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图书室找，正在那里值班的机要室档案处的小李同志也帮我找。但也只找到一本《淮南子》。剩下的两本书，我想再到大图书馆去找找，光美同志说：‘不用了，少奇同志说也可能书名不对。’从此，少奇同志埋头读书，他想从书中吸收更多的知识。”这个回忆是对此事最为详尽的一个回忆，刘少奇当时显然对王光美有一个关于他和毛泽东会面和谈话的复述，至于毛泽东向他推荐的书，这里不是三本，而是更多的“几本书”。

令人痛心的是，刘少奇从此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于1969年11月12日病逝。

最后一次回乡：扑下身子深入群众搞调研

到1960年底1961年初，毛泽东越来越意识到：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所以,此段时日的一系列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一再郑重向全党提出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宣布1961年为“实事求是年”。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议题之一即是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以研究解决当时农村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人民公社的规模、体制、供给制、公共食堂等。会上，刘少奇针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农村政策上出现的失误，指出：“我们确实犯了不少错误，相当多的人吃了苦头，现在要引起注意，取得经验。”他强调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全党要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

会后，刘少奇带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更好地了解到基层的真实情况，他选择了回湖南农村老家进行调查研究。他立即坐上了从广州到长沙的列车，4月1日回到湖南。

这次的回乡调查，是刘少奇参加革命之后第一次回家乡，也是最后一次。

去的时候，刘少奇向随行人员专门提出了注意事项和要求：第一，要坐吉普车下去，不坐轿车；第二，要穿便衣下去；第三，不要叫我刘主席，叫少奇；第四，不要麻烦下边领导同志和群众，要自己做饭吃。中共湖南省委对刘少奇的来湘调查非常重视，对他的衣、食、住、行和安全保卫作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刘少奇知道后严肃地说：“这次是来蹲点调查，不住招待所，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稻草，既不扰民，又可深入群众。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4月2日下午，刘少奇向省委要了一辆苏式嘎斯69吉普车和一名工作助手，匆匆离开长沙，前往故乡宁乡县等地调查。从4月2日到5月16日，刘少奇走访了宁乡、长沙、湘潭各地10多个生产大队（村）。

刘少奇调查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开调查会、家庭访问、约人交谈、田头聊天、看望病人、实地观察、听取汇报等；刘少奇调查的对象很广，包括县、公社、大队、小队各级干部，普通党员、社员、社办工业工人，少时的朋友、熟人和亲属，还有受过处分的党员干部等；刘少奇调查内容很多，涉及农民最为关心的各项问题，如食堂问题、粮食收购和分配问题、供给制问题、房子问题、退赔问题、山林问题、农业手工业问题、农村商业问题、干部队伍状况问题、商品价格问题、民主和法制问题等。

1961年的湖南省已经连续8年的旱情，刘少奇一行并没有先回故乡宁乡县，而是先到了长沙郊外的两个地方考察：一个是天华大队；另一个是万头猪场。长沙县的天华大队是当时全省所谓的最先进的地方，这个大队的书记彭梅秀，是全国的三八红旗手。刘少奇在那里搞了18天调查，发现天华作为长沙县最好的地方当时也吃不饱。

刘少奇在万头猪场的考察情况，更是让他惊异。实际上据后人回忆，当时刘少奇到所谓的万头猪场时，这里只有两头猪，刘少奇随后在这名不副实的万头猪场里，召开了下乡后的第一次座谈会。结果这样一谈家常，那些老农民什么话都说了，什么近年来粮食少了，人吃不饱了，甚至那个母猪不怀崽了……

实地考察的情况和汇报给中央的情况存在着巨大差异，令刘少奇开始意识到浮夸瞒报问题的严重。为此刘少奇心情十分沉重，他决定回自己的家乡花明楼再看看，拜访一下父老乡亲。

4月初，头发花白、戴着蓝帽子的刘少奇回到阔别40年的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座谈会，听听乡亲的说法。

刘少奇第一句话“日子过得好不？”大家回答过得好。“过得好”这三个字说出来容易，让人相信却也难。

看着衣衫褴褛面露菜色的父老乡亲，刘少奇说：“我想要听真话。”他说：“同志们，将近40年没回家，这次回来了解农村情况，希望你们讲真话、讲实话。任何人都不敢打击，不敢报复。”

群众如实说：“公共食堂不好，我们每个人都吃不饱，饿肚子。”

刘少奇略作思忖，说：“食堂经营不好也可以解散。”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刘少奇将视线移向田野，他让小学老同学陪他来到了安湖塘考察。他说：“李桂生啊，这个安湖塘现在还是半塘水呢。你记得吗，我们小时候还在安湖塘洗冷水澡呢，有一年天旱，这个塘底干了，全部干了，可以晒谷。那你还能打两三百斤的谷子呢。”

李桂生实话说：“旱灾有一点不是主要的吧，我看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搞食堂，搞命令风，搞浮夸风，搞错了。”

刘少奇身在故乡、心忧天下，何止是炭子冲、花明楼，何止是长沙乃至湖南，在大跃进开始之初，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但过不多久，以下蒙上，坐吃山空，卫星上天，人心落地。当如此严重的现实摆在刘少奇面前时，他不得不接受他放牛老乡的判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紧接着，为了深入详细了解情况，刘少奇又把一些群众请到屋里开了一次座谈会。

刘少奇首先摘下蓝布帽，向他们恭恭敬敬地鞠个躬，道歉说：“对不起大家，我40年没有回来了，回来看到了乡亲们的生活过得困难，我有责任，工作没有做好。”在刘少奇如此真诚态度打动下，群众对他说了不少掏心窝子的话。刘少奇更进一步了解到了实情。

刘少奇对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的了解，可以说到了体察入微的地步。家访时，他要看看社员的坛子、罐子里有没有油盐，揭开锅盖看看吃的是什么饭。他甚至亲口尝过农民充饥的野菜、糠粑粑，亲身感受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正因为这样，刘少奇掌握了大量的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的第一手材料，对我国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有了深刻的了解。

1961年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家乡调查，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人的意见，他说：“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惩罚，最近3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

通过这次回乡调查，结合其他地方调查回来的实际情况，刘少奇综合分析思考研究后，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所谓七分人祸，主要是我们工作当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主要是人为造成的。就是说，不是主要是天灾了。后来在1962年一二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毛泽东主持了这次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有地委、县委、重要的厂矿企业，还有部队负责干部，一共7118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建国后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在七千人大会上，身为副主席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

(责编：吴思瑶、谢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