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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中央打算让贺龙担任体委主任,贺龙:毛主席是怎么想的?

    信息发布者:zhangmengxian
    2024-01-20 13:58:49    来源:互联网   转载

    1952年的秋天,贺龙在西南军区忘我工作,一则来自北京的电话打进办公室。贺龙随手拿起话筒,眼睛继续扫描手上的文件,道:“喂!我是贺龙。”


    下一秒,另一边传来的声音让他放下文件,专心听讲,电话那边是正在政务院工作的邓小平。邓小平高兴地说道:“贺老总,中央给你找了个好差事,需要请你出山喽!”


    贺龙好奇问道:“什么好差事能让你给我打电话?”邓小平告诉他,现在全球许多国家都重视体育竞技,政务院打算建立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想组建体委,那负责人肯定要先找好,这不,中央看上了贺龙。


    邓小平有些忐忑地问道:“总理刚和我商量,让你担任体委主任,你觉得如何?”和西南局的工作相比,体委在许多人眼里都无足轻重,让一位将军搞体育,不少人都认为这是大材小用。邓小平也摸不准贺龙的想法,这才有了这通电话。


    贺龙的确有些不情愿,他倒不是觉得中央这是在看轻他,而是自己南征北战几十年,比起其他工作,更希望能留在军队里。他沉默良久,问了一句话:“毛主席是怎么想的?”


    邓小平坦白道:“主席也同意这件事,觉得没有人比你更合适。”听见他的回答,贺龙便不再犹豫,下定决心道:“行,小平同志,还是老规矩,毛主席要我干,中央要我干,我就干!”


    贺龙这句话并不只是一句口号,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里,他用行动贯彻了这句话。他对毛泽东的感情并非简单几句话能够说清,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两人的渊源吧!


    贺龙与共产党其他将领不太相同,他是旧军队出身,队伍都是自己一手在家乡桑植拉扯起来的。认识共产党前,他的想法是“我指挥的军队就是我的”,认识共产党后,这种思想则转变为“我指挥的军队就是党的”。


    他第一次发生这种思想转变,是在南昌起义时。1927年,蒋介石派人在南昌疯狂屠杀革命者,贺龙心有不平,带着部队支援革命。那时他还没参加共产党,却把手底下所有的兵都带来南昌。


    对贺龙的行为,余秋里是这样评价的,他说:“贺龙同志那时连党员都不是,却把身家性命交给了党,实在是令人惊讶。”那么,贺龙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也是中国千千万万个贫苦家庭出生的孩子,从小就在心里深埋着对穷苦人民的怜悯,对压迫阶级的仇恨。从认识共产党的那天起,他就被党的理念所征服,清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劳苦大众的救星。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贺龙才会被毛泽东征服。毛泽东的思想在这个时代别开生面,他不追求资本的拥护,不停驻在繁华的城市,而是选择农村作为革命根据地,为穷苦百姓争取利益,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型革命道路。


    听说毛泽东上井冈山,建立起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后,贺龙大为惊喜,也效仿他,一边打土豪分田地,一边建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毛泽东同志很有先见之明。”


    在洪湖建立湘鄂西根据地时,贺龙就运用毛泽东“十六字诀”,与各路强敌周旋。指挥作战时,他从来不固守一地,不仅边打边退,还时不时搞突袭,让敌人防不胜防。湘鄂西根据地最辽阔时,一共涵盖53个县城,农村更是数不胜数。


    湘鄂西地区革命运动进行得红红火火,毛泽东也多有耳闻,他相当欣赏贺龙这个优秀的人才,一直期待着见上一面。可惜的是两人在工作方面少有交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也没与贺龙见过几次。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却直接让贺龙带队,前往敌后建立晋绥边区。


    他这个安排,可以说是给予了贺龙莫大的信任。从地理位置上考虑,陕甘宁边区是共产党的大脑,那晋绥边区就是解放区的咽喉。晋绥边区与各个军区接壤,直接威胁华北敌军,战略地位非同小可。


    当年蒋介石和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就是晋绥边区的红军成功抵御敌人,保住陕甘宁和整个大西北。如此关键的地区交给贺龙负责,足以看出毛泽东对他的重视。


    晋绥边区地理位置虽好,但却因地广人稀,战火纷飞等因素,导致当地人生活条件极差。贺龙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战士们鼓气,道:“晋西北环境虽然差,但是离毛主席最近,我们承担守卫延安大门的责任,这是光荣的。”


    就在贺龙忙于建设晋绥大后方时,胡宗南带领大军进攻陕北。中央提前收到情报,悄悄撤出延安,只留下一小批解放军拖延作战。战前,中央机关都撤出延安,然而毛泽东却怎么也不肯离开,非要留在陕北指挥。


    贺龙赶到临县,见到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怎么还不离开?现在陕北情况很危险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选择也很无奈,他说道:“主席不肯走,他说他一走,蒋介石就会让胡宗南的大军攻打其他军区。他留在陕北,能拖住胡宗南,其他战场会轻松一些。”


    听了他的话,贺龙很感动,因为毛泽东这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其他军区创造打胜仗的条件。有毛泽东的牵制,即使过了半个月,胡宗南依旧没有离开陕北。而另一边,毛泽东艺高人胆大,直接转移到距离敌人仅有百里的王家湾潜藏。


    贺龙既为这份胆大而感到敬佩,又担心他的安全。为了让毛泽东转移方便,贺龙让人把他养了多年的两匹爱马送到王家湾,说道:“这两匹马与我有恩,数次救我于危机中,现在就让它们陪伴主席吧!”


    毛泽东收到战马后,很是喜爱,但他没有自己收下,笑着说:“好马应当配猛将!贺老总经常出入沙场,需要千里驹,我用不上这些好马。”而后他将这两匹马送回部队,虽然礼物没收,但贺龙的心意他却记在心里。


    几个月后,毛泽东来到靖边县小河村,确认周围环境足够安全,他发出几份电报,邀请各边区领导来这里开会。然而不久前,贺龙患上胆囊炎,正躺在军区医院接受治疗。他刚住医院没几天,中央就发来电报,要他参加会议。


    医院里的苏联医生劝阻他,道:“贺司令,你现在病还没好,血压没有恢复,骑马赶路肯定会对病情造成不利影响,还是请个假吧!”


    此时西北战场炮火纷飞,战况紧急,贺龙认为这场会议必定有大事要讲。他摇摇头,告诉医生:“这场会议事关重要,我不能请假。”医生也很无奈,只好跟着他一起上路,以防路上病人病情恶化。


    出发前,贺龙突然对警卫员说:“我记得我那里还有水果糖吧?”警卫员不明白他问这个干嘛,老实回答道:“是,还有一斤。”贺龙点点头,说:“你把糖带上,一起走。”


    战时,解放区物资稀缺,水果糖可是珍贵物资,若不是朋友相送,贺龙也很难见到这些糖。他收到水果糖后,一直没舍得吃,让警卫员给他放好,存了快一年。警卫员跑回去带上那包糖,好奇地问:“老总,出去开会带水果糖干嘛?”


    贺龙打开袋子,仔细检查一遍,见水果糖都保存得很好,满意地笑了,他说:“毛主席离开延安快半年了,生活质量肯定下降不少,更不用说他每天都要和敌人较量,甚是辛苦。我们把这包糖带上,给主席改善下条件。”


    贺龙到达小河村时,毛泽东亲自出来迎接,他们许久未见,都很想念彼此。贺龙握紧毛泽东的手,仔细打量他的脸庞,突然说道:“主席,你比在延安时瘦多了。”


    毛泽东摸了摸自己的手臂,笑着说:“瘦了吗?我感觉到身体好像更结实了,行军虽辛苦,但对锻炼身体有好处啊!以前骑马还觉得累,现在步行走个十几二十里,也没感觉多辛苦。”


    他这番话不是在宽慰爱将,而是真的觉得自己身体更健朗了。贺龙看出这一点,发自内心露出笑容,高兴道:“主席,你这么说我们就放心了。”


    贺龙对这次会议的判断没有出错,毛泽东请他过来,的确是有要事安排。两人刚走进屋里,毛泽东就对贺龙说道:“陕北无论是军事,还是财政,都不得不依靠你们晋绥,因此中央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不知你愿不愿意?”


    贺龙心里有些猜测,但不太确定,直接询问道:“中央想让我负责两个军区的后方吗?”毛泽东见他皱眉,以为他不愿意,立马解释道:“你可别小看后方,没有一个好后方,前线的仗肯定打不下去。你把后方管好了,彭老总就能专心打胡宗南。”


    贺龙一向以大局为重,并不在乎职位和工作的区别,只是让他掌管大后方,他压力也很大,担心自己辜负组织的期望。不过,看见毛泽东信任的目光,他心里也多了一分底气,回答道:“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一年后,全国即将迎来全面解放,解放战争进入尾声。毛泽东决定离开陕北,赶赴华北,中央机关暂定转移到西柏坡。当他进入晋绥边区时,贺龙已经为他准备好60多名水手,配备了最好的大木船,就等着毛泽东乘船北上。


    深夜,毛泽东抵达蔡家崖,得知贺龙为他准备好了一切,心里很感动。贺龙不仅给他准备好出行工具,而且连住所的床铺、桌椅都是他亲自挑选的。毛泽东出门看戏时,他也总是守护在主席身边,寸步不离。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下定决心解放大西南,毛泽东安排贺龙带队进入四川,迎战胡宗南。然而抗战时,他一心拉扯大后方,早就将拉扯十几年的队伍都交给了彭德怀,现在手头上根本没有兵。于是,这便出现了一个难题。


    毛泽东下达命令后,认真询问过他:“贺老总,你决定带哪支部队入川?”作为指挥员,贺龙当然最希望带自己最熟悉的部队作战,但他曾经的老部下,现在还在彭德怀手下攻打大西北,他们身上另有任务。


    若是不考虑局势,直接把老部下召回,从情理上没有任何问题,毕竟这个部队是贺龙一手培养出来的,但这样肯定会对西北战场产生影响。因此,贺龙第一时间就放弃这个选择,他左思右想还是敲定另一支队伍。


    贺龙对毛泽东说:“我带十八兵团出发吧!”他这样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十八兵团是华北野战军出身,现在正在秦岭一带,距离四川不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与十八兵团的司令员周士第,曾在抗日战争中合作过。


    毛泽东对贺龙这个选择很满意,高兴地说:“你能选择十八兵团,这很好。”这个选择,代表贺龙具有共产党人的团结精神,比起自己的感受,他考虑更多的是大局。


    无论是此次选择十八兵团,还是之前负责大后方,贺龙一直都在为全局而妥协。他做的事情可能对自己的事业没什么帮助,但一定会对革命事业有所增益。


    看到这里,或许大家就能明白,贺龙为什么对毛泽东如此信任。因为他的信任并不是个人崇拜,而是出于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贺龙总是支持毛泽东的决定,是因为在他心里,毛泽东是一个能够带给党和人民美好未来的领袖。


    因此,体委主任这个看上去没什么实权的职位,落到他头上时,贺龙一听到毛泽东的意见,就立刻答应下来,走马上任。他相信,毛泽东让他做这份工作,肯定有自己的深意。


    实际上,毛泽东从来没有让贺龙赋闲在职的想法,他对国家体育抱有极大的野心。贺龙上任后,毛泽东与他进行多次沟通。贺龙这才知道,原来中央迫切想要组建体委,甚至让一名将军负责此事,是想要快速摆脱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印象。


    在世界上,中国的形象受到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抹黑,为摆脱这些不当印象,我国必须展露出自己的实力,使外国人认识真正的中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推崇和平,体育就成了各国经久不变的竞技话题。在体育竞赛上取得成绩,打破偏见,这是个艰难,但却非常有效的方法。


    不过,贺龙接手体委时,我国运动水平可以说是非常低,泱泱大国竟找不出个像样的体育馆,更别说完整、专业的体育队伍了。国外运动员都是经历十几年训练的专业人士,要跟他们竞争,我们必须做好面对前所未有困难的准备。


    对于任务的艰巨,贺龙早有心理准备,他第一次见到体委成员时,实话实说道:“旧中国哪里不是个烂摊子呢?现在各行各业都困难,体育事业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我们过来搞体育工作,要做好白手起家的准备。”


    见大家情绪有些低沉,他又鼓励道:“毛主席说过,办法总比困难多!现在全世界追求和平,往后体育事业也能证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等我们经济起来,体育行业必定蓬勃发展,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开一个好头。”


    体委刚建立时,最稀缺的就是人才,我们没有专业教练和受过训练的运动员,许多优秀人才都在早年战乱时,流落到海外。贺龙既然接手体育,就想好了该怎么进行第一步。


    他极力呼吁在国外留学的优秀学子回国,大胆选用各种人才。不论对方是什么阶级,只要有出众的运动天赋,和一颗为祖国奉献的心,贺龙便会为他们力排众议。在他努力下,属于新中国的体育队伍逐渐成形。


    1959年9月,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这届运动会举国瞩目,毛泽东计划在开幕式当天出席现场,鼓舞运动健儿们全力发挥。


    开幕式前几天,体育场里一直人山人海,为保证当天不出差错,组委会忙于审查预演节目。场馆里,剧团在表演,工作人员在检查,贺龙则独自一人在休息室和主席台上走来走去,他这是在为毛泽东排查路上可能发生的意外。


    此时,贺龙已经年迈,但他工作时依旧不让别人帮忙,坚持自己亲自检查。从休息室到主席台的那条路,他走了最少有二十遍,每次都会在不同的地方停下,仔细打量脚下的道路与台阶。


    结束后,他告诉工作人员,哪里还需要铺设红毯,哪里需要摆放围栏,直到他认为所有地方都足够安全后,才从主席台上离开。不过离开的时候,他是被医生扶着走的。



    或许是因为贺龙年纪大了,腿脚没有以前利索,又或许是台阶太高,贺龙在最后一次试走时,一不小心从台阶上摔下来,滚落到地面。发现他腿部受伤站不起来后,警卫员赶紧打电话找医生。


    医生带着医疗箱很快就到了,给贺龙扎好绷带后,告诉他:“你这腿伤不轻,有两种疗法,一种是按摩治疗,速度虽然更快,但过程很痛苦,还有一种是卧床养病,擦些药慢慢就能好。”


    医生推荐第二种疗法,毕竟贺龙年纪大了,不一定受得住,然而贺龙说什么也不愿意,坚持道:“还是按摩治疗吧,这样好得快。”见医生依旧不赞同,他只好说:“全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到时候开幕式我得给主席带路,不能缺席。”


    几天后,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正式拉开序幕,毛泽东出席盛会,台下的群众欢呼雀跃,高呼道:“毛主席好!”贺龙一瘸一拐,跟在毛泽东身边,小心翼翼将他带到主席台,全程相当顺利,没有发生一点意外。


    毛泽东站在台上,和蔼可亲地与群众打招呼:“同志们好!运动健儿们好!”贺龙站在他身后,尽管腿部有些疼痛,但他脸上的笑容却无比幸福。回去后,他对孩子们说:“我是主席的老战士,今天久违地给毛主席做护卫。”


    此次运动会圆满完成,但贺龙认为这还不够,他在会上对体委成员们说道:“我们不只是在家门口比,还要跟全世界的运动员比,这样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强。”


    贺龙的高标准带来的则是大进步,像是小球运动:乒乓球、羽毛球等运动,我国的运动员就少有对手。起初运动员们训练没有记录员,贺龙去训练馆看人打球时,发现了这一点。


    他拉着教练讲:“他们训练时也需要统计,发球多少,扣杀多少,进网多少,统计过后才能知道弱项在哪里。”在这之后,赛场旁边就有了专门拿本子观察的记录员。


    小球运动日益精进,但大球运动却始终没能将水平提升到较高的水平。春节时,贺龙没有休息照常上班,他跟体委的几个领导人正在认真研究工作。



    他对“三大球”一直耿耿于怀,郑重说道:“我不知道你们甘不甘心,反正我不甘心。为什么‘三大球’水平一直上不去?解放已经十几年,我都快70岁了,我希望在去见马克思前,能够看到‘三大球’翻身。”


    贺龙为搞好“三大球”,不仅组织运动员参观解放军练兵运动,还邀请世界女子排球冠军队的教练来中国,帮助运动员进行训练。这些方法让运动员们有所长进,但可惜的是,贺龙并没有等到那天,就永远合上了双眼。


    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在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中获得冠军,开创了属于女排的新时代。贺龙对体育事业的付出没有白费,在二十一世纪,我国的运动健儿在各届奥运会都取得了光荣的成绩,令中华儿女扬眉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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